【大紀元訊】隨著中國民眾經濟條件改善,有錢人不怕超生被罰錢,一胎化政策面臨挑戰。
在位於北京市朝陽區一座高檔住宅區內,楊小姐直言不諱,為了生第二胎,她和丈夫已經備妥人民幣10多萬元交罰款,「這筆錢對我們家來說,根本不是甚麼事兒!」
據中央社報導,近年來,「名人富人罰著生」的現象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一項在線調查顯示,在7,917名志願參與者中,67.9%感覺「現在富人、名人的超生現象相當嚴重」。
參加調查的公務員史先生認為,過去的「超生游擊隊」主要在農村,而現在的「超生新貴」多是一些成功人士。
廣州市人口與計劃生育局助理巡視員段建華表示,一些高收入人士為了超生,甚至主動繳交「社會撫養費」,要求計生人員不要干預。
他們常用的逃避監管手段還有:偽造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的證明,跑到國外或者港澳地區超生,「包二奶」、花錢「買」二胎准生證等等。
對於名人、富人的超生行為,61.1%的受訪者感覺不公平,「憑甚麼有錢就能違反基本國策」,49.5%的人堅持認為「生育權面前應該人人平等」。
從2002年開始執行的修訂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不符合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公民,應當依法繳納社會撫養費。」從此,「社會撫養費」一詞取代了原先的「超生罰款」。
但無論說法上有甚麼變化,都沒能讓「超生新貴」們就此停下腳步。
超生多個孩子,還要乘以超生子女數的倍數。高收入者還要對超過當地居民可支配收入部分,按一至兩倍徵收。深圳曾有一個超生家庭,被徵收78萬元。
儘管中國政府對於超生者,除了通過經濟手段收取其「社會撫養費」之外,還有一種行政處罰的方式,即由工作單位對超額生育者予以紀律處分,例如調職、降職、減薪等。
但現實情況是,目前社會上的「超生新貴」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限制,所謂的「處罰」對他們來說幾乎沒有約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