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權和軍隊介入時期(1967年1月-8月)

1967年1月，毛（澤東）通過「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奪權」的號召。毛告訴群眾；之所以在前階段運動中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毛的正確路線得不到貫徹，是由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掌握了權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眾不再受迫害，使運動在毛主席正確的路線上前進，就必需「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同月，劉少奇提出辭職，但毛沒有同意。也許在毛的內心已下定決心要徹底整垮這個政治對手。響應毛的號召，各地造反派迅速的進行了「奪權」。

首先開始行動的是上海。在「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鼓勵下，1967年1月5日，上海1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在一起發表聲明，指責市委製造了分裂，呼籲工人、學生、知識分子和幹部團結起來。次日，上海上百萬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廣場舉行群眾集會，批鬥上海市市長和其他高級官員，並將他們撤職，迫使他們公開承認自己的罪行。

同時，另有數百萬人觀看了批鬥會的電視轉播。隨後，一些級別較低的官員也受到了批判。上海市的領導機構垮台了。但執掌政權的是從北京來的張春橋。他通過與造反派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王洪文的交易，通過對地方黨政機構和軍隊、公安系統的掌控，解散了一些激進組織，逐漸恢復了上海的秩序。

但是，由於擔心張春橋領導的新政權與舊政權沒有甚麼差別，一些激進的造反派對其合法性提出了挑戰。派性鬥爭重又開始，有時甚至還有武鬥。2月，上海成立了人民公社，領導人是由北京任命的張春橋和姚文元。公社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在1月，山西和黑龍江的哈爾濱也發生了奪權運動，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軍隊。這兩地的軍隊在推翻舊的官僚機構後，建立的是由群眾革命組織代表，黨的幹部和軍隊組成的「革命委員會」。這給毛提供了建立新政權的範式。「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隨後宣佈，「革命委員會」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隨後，上海於2月底將人民公社改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在上海奪權行動的鼓舞下，各地造反派開始了奪權行動。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奪權行動已經受到了兩種因素的制約：「革命委員會」是重建政治權力的唯一合適的機構和軍隊的介入。基於「奪權造反派」的人員情況，其行動帶有明顯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質。不過，他們的「奪權」行動又很快被保守派指責為「右派奪權」、「牛鬼蛇神翻天」。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保守派」無力對「造反派」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然而，在不久軍隊介入後，情況馬上起了變化。

此時，在中共內部，一些軍隊高層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圍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中共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根本性問題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2月中，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的會議上，雙方的鬥爭更加激烈。毛對上述人等提出了批評。在毛的支援下，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將他們的抗爭行動定性為「反黨」、「二月逆流」。此後，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停止了工作，完全被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

2月23日，根據毛的指示，林彪下令軍隊介入政治鬥爭，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時維持社會秩序。但哪一派是「左派」？毛似乎並沒有向各地軍方指明該地區哪一派群眾組織是左派，於是，誰是「左派」就全憑各地軍方去自行鑒別評定了。全國各地的軍方（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幾乎無一例外的認為政治品質較高的群眾組織是左派。問題是，如果該地區奪權的群眾組織是軍方心目中的左派，那當然皆大歡喜。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產生軒然大波。

因為軍方一旦認定奪了權的一派群眾組織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麼軍方將非但不與奪權的一派合作，還會去指責他們。這正是在全國多數地區發生的情況。而奪權派則不但不會在軍方的指責面前屈服，還會對軍方實行反指責。他們認為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走資派奪權，當然就是左派。當然應得到軍隊的支持。軍隊不支援自己這一派，就是犯了錯誤。氣氛在軍方和奪權派的互相指責中急劇緊張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奪權派群眾組織衝擊當地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正是各地奪權派群眾組織與該地區軍方的鬥爭，直接導致了軍隊在3月間展開的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作者 心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