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心緣
中蘇反目和中共血洗新疆
中共建政後，一直採取的是對蘇聯的「一邊倒」的政策。中蘇關係維持了一段蜜月時期。當時，中共號召全國人民全面向蘇聯學習。在違背中國國情的情況下，基本上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了政治體制、經濟體制、軍事體制、文化體制、意識形態體制等。由於中共和蘇共一脈相承，蘇聯模式的許多弊端，如指令性的計劃經濟、農業輕重比例失調、嚴重的個人迷信以及大量的冤假錯案等無一例外的在中國重演。

1953年斯太林死後，赫魯曉夫上台，與中共實現了平等關係。1954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此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佔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

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面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此後，還在國防技術，包括核技術方面給予了中共支援。赫魯曉夫的主動示好使毛和中共在對蘇交往中可以挺起了腰板。毛對此深表感謝。他在1956年與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1954年一直到1958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

1958年後，中蘇關係因為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炮轟金門、蘇聯秘密清算斯太林等問題開始出現裂痕。具體原因仍然是毛不願再受制於蘇共。1959年的中美戴維營會議，使中蘇關係逐步惡化。蘇共中央單方面撕毀了中蘇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一年以後，蘇聯又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更為極端的措施。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從1958年到1960年春天，是中蘇關係明顯出現裂痕的時期。

1960年以後，中蘇分歧逐漸開始公開化。1960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上，中方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以及西方國家和其它非東歐國家的工會代表團之間散發了中蘇兩黨爭論的材料，蘇聯代表團離席，表示抗議。不久，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突然對中共進行攻擊，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到了1963年下半年後，中蘇兩國關係急劇惡化。

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大論戰。「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的這段語錄被絕對化，成為一種佔統治地位的思維定式。任何人稍有不同觀點的表示，哪怕是十分合理的意見，也會被視為異端，遭到岐視、批判和打擊，甚至被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遭到殘酷折磨。

此後，蘇聯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經濟合作專案，接著兩國邊境接連發生小規模衝突，最後雙方軍隊1969年在珍寶島交火，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援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1965年，美國入侵北越。而此時中美兩國關係因中國的核計劃和越戰的迅速升級而日趨嚴重。一貫追隨中共的北越，卻因為中共得到了美國不向北越派遣地面部隊的承諾而拒絕出兵，中共的兩面性在外交方面也得以充分展現。中共外交受到了打擊。

除此之外，同年6月中共試圖組織一次沒有蘇聯參加的亞非會議也宣告流產。10月，印尼政府處決了一批企圖顛覆政府的親華印尼共產黨員。期間，還發生了新疆人逃亡蘇聯事件。因不堪中共暴政，1962年4月16日，新疆伊犁至塔城地區的邊境線上，七萬多人衝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中共的暴虐又一次展現在世人面前。而外交上的失利，使毛和中共把注意力再次轉向了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