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滔

在梁家傑宣佈已取得一百個以上的選舉委員作為參選特首的提名人，穩得參選的「入場券」後，曾蔭權仍按兵不動一段時間，直至本月一日，才正式宣佈參選，並發表競選政綱。 

最引人觸目的，不是這競選政綱的內容，卻是他的競選口號：「我會做好呢份工」！在那宣佈參選的大會台上整個大大的背景，就寫上他手筆的這七個大大的字。隨即在街道和地鐵站的宣傳，也寫著這七個大字；甚至他的助選團穿上的T恤，也印著這七個大字。 

這個競選口號，恐怕不是他的助選參謀為他設計的，因為這是心態的徹底暴露，只有他本人才想得出，別人不會有這樣的想像力和膽量。 

從這個口號，可以較以前更進一步去了解得曾蔭權這個人。 

不屑不願說理想和歷史使命

他是一個完全沒有理想和歷史使命感的人，而且不屑不願去談理想和歷史使命感。 

按鄧小平的話：「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創舉。行政長官的最大任務，就是要根據《基本法》，去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是一個艱巨的歷史任務，成功與否，對香港和中國的前途和發展，都有莫大的影響。這完全是一個值得為其實現的偉大理想。曾蔭權為甚麼完全沒有從這個角度去了解擔任這個職位的意義呢？ 

一、他是一個沒有理想和歷史使命感的人。 

二、他不知道做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要具有這樣的理想和歷史使命感。 

三、他認為理想和歷史使命感，都是空談的抽象的理論，提這些是不務實的。為了表示自己的務實作風，不屑不願去談。 

四、他認為大多數港人，也如自己一樣，沒有理想和歷史使命感，視之為高調，反而喜歡他「做好呢份工」的打工仔務實心態。 

打工仔求職必須逢迎僱主 

「我會做好呢份工」，是曾蔭權的打工仔心態的徹底暴露。以這樣的心態去競選特首，有些甚麼問題呢？首先，他不是去競選，而是去求職。求職要逢迎僱主，得到青睞，才能成功。誰能讓他得到這份職位的，便要去巴結。行政長官是由八百名選舉委員投票選出的，這八百人便是最明顯的決定僱用的人。但這八百人之後，更具決定性作用的，是北京的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等人。能巴結得這些起決定性作用的人，他便可穩得這份職位。他將來當選了，也一定會好好報答這些決定僱用他的人。 

其次，打工仔求職，總會尋求高薪的職位，決不會去做義工。行政長官的年薪驚人，是打工皇帝，是公務員中最高薪的。他為了高薪而去求這職位。 

再其次，打工仔只聽命於老闆。他視誰為老闆呢？假如把香港比喻為一間公司，胡錦濤是董事長，中央政治局是董事會，那麼，他做了行政長官後，便唯北京之命是從了。 

最後，他只把港人當作顧客，要遵僱主之命不可得失顧客，以免影響生意。他發表的競選政綱，只是按僱主的旨意去做宣傳招徠而已。 

怎樣解決十大關係的矛盾？ 

在他公佈的競選政綱中，以「優質生活」為主題，包括各種具體政策：改善食物安全和空氣質素；發展成為教育樞紐；發展醫療融資；開展東西九龍的文化基建；開拓社會企業解決扶貧問題；等等。 

他還仿照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提出香港的十大關係：發展與保育，民主與管治，行政與立法，義務與權利，貧與富，大企業與小市民，一國兩制，中央與特區，香港與國際，進步與停滯。但點到即止，沒有指出這十大關係有何矛盾，解決矛盾的原則和方法為何？ 

在有龐大財政盈餘，市民強烈要求減稅下，他只說：「在財政狀況許可下寬減稅項，減低中產人士負擔。」但沒有確實的承諾。他還反擊梁家傑說：他不願多談願景，只求能夠執行。 

迴避普選時間表和2012年雙普選 

他的競選政綱中最大的一個弱點，就是避談普選時間表、二○一二雙普選。在記者的追問下，才說會提出民主政制綠皮書，諮詢公眾意見，仍不提二○一二雙普選是否在諮詢之列。過了一天，民意的追問更強烈，他向選委會簡介政綱時，仍不提二○一二雙普選，並說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最後又被質詢，才不能不說：他並沒有排除二○一二會有雙普選。雖然，普選時間表和二○一二雙普選不是他一人便可決定，但他至少可以回答自己願意支持這樣的時間表，並向北京表達港人這樣的意願。這個打工仔，是深知老闆的心意的，老闆不高興的話不敢說。二○○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港人上街大遊行，已強烈表達出對雙普選的要求。曾蔭權對此是清楚不過的，但仍然採取這樣曖昧的態度，由此可預測，在他連任五年中，香港民主政制和雙普選的前景完全不可樂觀。 

港人必須在行政長官競選期間，把普選時間表和二○一二雙普選的訴求強烈表達出來，對曾蔭權施加巨大壓力。

怎樣再推出《23條》立法 

在曾蔭權的參選政綱中，還迴避了一些其它的重大問題。 

比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他只回答是要立法的，但沒有提到如何汲取前次教訓，在具體條文會有些甚麼改變，照顧到港人的自由和人權。 

誰都知道，這項立法不能不進行，但上次為甚麼受到那麼強烈反對而被迫擱置呢？倘在曾蔭權連任期內，再次推出這項立法，是像上次的一成不變，還是汲取上次的民意，作出某些修改呢？在競選政綱的答問中，他迴避了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港人必須在競選辯論中窮追猛打。又比如，教育界已爭取多年的小班教學、停止殺校，曾蔭權在競選政綱中，只含糊其詞地提及，只說會逐步推行小班教學，沒有時間表，沒有每班人數。教育界必須跟進這個問題。 

梁家傑的參選，迫得曾蔭權說出「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口號，徹底暴露了他打工仔的心態，不是港人理想的領袖，只是唯北京老闆之命是從的僱員。即使這小小的一點，也有助港人認識他當選後的局勢，這不是一件好事嗎？ 

（轉自《動向》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