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庸
章詒和女士《我的聲明和態度》講到此次官方查禁她的《伶人往事》，未涉及對內容的評價，只是由於該書作者為「章詒和」，她的書就不能出。詒和女士質問：「我知道——在鄔先生的眼裏，章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麼，我要問：右派是不是公民？」
問得好！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據我所知，相當數量當權者至今仍堅持毛澤東當年對「右派」的定性：「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選5卷456頁）摘掉「右派」帽子、官方稱「改造好了」的，以及後來根據政策宣佈「反右」時搞錯了因而予以「改正」的，不要忘乎所以，認為自己已經不是右派、不是敵我矛盾了。這樣天真地看待問題，將遭遇現實的警告。
我舉一個例子：山東大學附中一位離休者李昌玉先生去年發起錯劃右派簽名活動，要求賠償「反右」所受經濟損失。這個經濟維權活動大約徵集了數百人簽署。當時有些「改正」者勸他注意安全。言猶在耳，先是單位領導找他談話，禮貌地勸他收斂，他不聽。接著公安部門找他，要求停止此項活動。他憤然，著文稱，大意為，這是行使公民權利，與公安部門何干！他的抗議合理合法，義正辭嚴，但現實並不合理合法，還是得按公安意旨辦，活動悄然停止，一切歸於平靜。
你認為你是公民，當局並不如此看待，只要碰撞它的秘密底線，必然遭到它的警告：或禁書，或喝停。過去摘掉帽子後不是稱「摘帽右派」麼？還是按「右派」對待。這同被殺者的親屬要受各種歧視、管束，刑滿者要留場就業不得放歸社會，解除管制者要嚴格限制活動能力，是同一性質的措施。這就是：一旦侵害，永遠侵害，決不寬恕，一害到底！階級鬥爭觀念導致的仇殺就是如此嚴酷、毒辣。
「右派」改正後似乎較前寬鬆許多，又是複職，又是子女不得歧視。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發現野蠻執政、消滅知識是無法實現這一戰略轉移的，所以，釋放「右派」手中文化知識是救急之策。不給點甜頭，如何換取「右派」文化？這才有了「改正」。說實話，鄧對這種交換並不甘心，他在講話中只要提到鳴放必以「殺氣騰騰」形容。（鄧選2卷243、294、380、390頁）為證明「反右」的正確性，以壓倒「右派」氣焰，他以慣有的機智對解放「右派」埋下若干伏筆：（1）堅持「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一直擴大到99.99％的「右派」都是劃錯了。他情願使自己陷入這種貽笑大方的邏輯怪論而堅持「反右」的必要性，給所有「改正」者罩上一層陰影。（2）「文革」中劃為「走資派」、「三反分子」檔案中不實之詞平反時一律銷毀，「摘帽右派」和「改正右派」檔案中不實之詞保留不動，以備不時之需。（3）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指出：屬於改正的人包括「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但是考慮到他們同向黨倡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節上有所不同，也考慮到他們後來確有轉變，在這次復查中也給他們改正過來。」就是說，「有些人是屬於可改正可不改正的，這次本著從寬的精神予以改正。」先改過來，什麼時候不老實，舊賬新賬一起算。想的非常周到，檔案中不實之詞保留下來是有用的。（4）既然「反右」是必要的，「改正」體現的是寬大為懷，所以，不能等同于「文革」中所劃「走資派」、「三反分子」的平反，右派「改正」工資不予補發。以上4項對待「改正右派」的政策證明，這些被「改正」者並沒有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得到完全公正的待遇，並未徹底翻身，不過是以自己的文化知識效勞於當政者換取了工作條件與生活待遇的改善而已，20多年煉獄折磨只能看作「自討苦吃」，其中被迫害喪命和妻離子散者也只能「來世修行」了。
鄔書林竟然在公開場合宣佈：多次打招呼，這種人（指章詒和）的書不能出。他的坦率表明，當今社會任何偽飾都不需要，甘脆亮出底牌。說我蠻橫，罵我霸道，老爺就是如此，其奈我何！這類鷹犬敢於如此飛揚跋扈，正是如今權力者已喪失理性思考能力，只能求助黑惡勢力搞打砸搶殺的反映。經濟上大肆搶劫國民財富，政治上暴力鎮壓維權活動，意識形態方面則是這種武斷窒息民間聲音。所有這些都是公開的，赤裸的，兇殘的，暴虐的。這是末世情態，在毫無出路、毫無希望的情況下的咆哮。鎮壓高智晟、郭飛雄、陳光誠以及其他維權人士、異議人士，這一輪打壓是當局推出的新的反右運動。鄔書林宣佈的查禁8種新書則是配合政治上反右運動的精神上的收緊。越是這樣倒行逆施，越離它的末日靠近。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伶人往事》記載和描繪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京劇名角，寫寫他（她）們留下的「千古絕唱」，與「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政權」有何牽聯？有什麼必要為此而膽戰心驚？這樣的心態是堅強的表現還是末世情懷？不錯，《伶人往事》寫了些中共治下京劇藝人的悲慘遭遇，那是歷史，不可回避的歷史。既然已經做出正式決議，將「文革」予以否定，寫藝人的「文革」遭遇正是否定「文革」的表現，為什麼要查禁呢？無它，當權者發現暴露「文革」就是暴露中共本質，因此，必須從己有的否定「文革」的決定後退，「文革」因而成為不許涉獵的禁區。不僅如此，當權者還發現1957「反右」的必要性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反右」根本不存在什麼「必要性」。
它在中國奔向民主的歷程中是上承「五四」、下啟「八九」的中間環節，是彪炳史冊的民主運動。這當然暴露了以毛、鄧為領袖的中共的反動性。因此，「反右」也成了不許涉獵的禁區。
2007年是1957民主運動50周年，應該衝破當局的禁錮，在整理這次民主運動的資料，總結它的經驗教訓方面下些功夫，是完全必要的。劉賓雁先生曾經有志於此，積極籌備召開紀念會，可惜據說因費某人或錢某人告密而被破壞。如今賓雁先生已經作古，大陸還有繼承他的遺志者而籌辦此事嗎？
轉自《爭鳴》2007年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