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维录

据身居墨尔本的作家张鹤慈说，今年3月，储望华、殷承宗在墨尔本举办了《黄河音乐会》。一个文艺晚会，想要弘扬中国文化，内容多得很。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纯正高雅的、体现着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的艺术素材到处都是，却偏偏要弹奏歌颂最野蛮的独裁者的《东方红》。文革中“四人帮”的宠儿殷承宗，也藉机演奏了《红灯记》。一时间好像又到了只有八个样板儿戏的年代，那时所有艺术家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殷承宗独霸艺坛，那是他艺术的辉煌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以丑恶当艺术的时代。

现在，即使是在中国大陆，明目张胆地进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也不被人们接受了，而这两个人，居然把红色宣传搞到了自由、民主的国家。由此我想到自由世界曾立法，禁止为纳粹辩护和进行法西斯宣传，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立法，很难说希特勒不会死灰复燃。希特勒是没有了，但纳粹分子远没有绝迹，他们会煽动纳粹热情，也可以制造出一个新的希特勒来。希特勒所以能篡夺权力并犯下罪恶，因为人们允许他这样作，因为他有一批为利益而狂热地追随他的人。

殷承宗是少有的在文革和现在两个朝代都吃得开的人物，“四人帮”最疯狂的时候，殷承宗也最得意，他是江青的红人，除他之外，还有个唱《红灯记》的浩亮，都是能直接给江青写“表忠信”的人。这样的人眷恋红朝并不奇怪，新的红朝同旧红朝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本质上却没有多大区别，体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在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殷承宗自然还会依恋红朝体制，无论它是新的还是旧的。

殷承宗在接受墨尔本3CW华人电台女记者采访时，对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的文革和“四人帮”，殷承宗没有正义的批评；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也全然没有一点自省，只说是那个时代的无奈，是“一个想搞艺术的人‘没有办法情况下’的行为”。殷承宗显然向人们隐瞒了甚么，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殷承宗虽然在搞“艺术”，但他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人物，正因为这一点，邓小平不原谅他。现在，殷承宗应该是没有压力了吧？他的“艺术”要表现甚么应该是相对地自由了，最起码，没有人逼着他非要去歌颂独裁和罪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殷承宗自愿表演革命文艺，说明了他并不是“一个想搞艺术的人”，他在沉醉于自己昔日的辉煌，那时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成就。

最让人没法理解的是储望华，他是全国著名大右派储安平的小儿子，“四人帮”倒台后，留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来人都知道，储安平是原《光明日报》主编，他的关于“党天下”的言论激怒了中共独裁统治者，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被抄家批斗后失踪，当时储安平57岁。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根据人们的推断，他极有可能死于自杀。但是，无论如何，说储安平死于中共的迫害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中共发动的反右斗争和文革，储安平就不会失踪，也不会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

如今，值中共反右运动50年之际，那些在反右中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和他们的家属，要求彻底平反反右冤案，要求对受害人给予精神安慰和物质赔偿，要求中共为反右斗争作出道歉。而作为当时受害最深的右派储安平的小儿子储望华，却在这个时候演奏文革中的《东方红》和《红灯记》，歌颂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中共独裁统治者。储望华为自己的利益，认贼作父，别说还是个搞艺术的知识份子，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作不出这种事来。中国人有句俗话：“养着了是儿，没养着的就甚么也不是。”早在储安平还在世时，他的儿子就有的发表声明同他断绝关系，有的自始至终不去看他，以至于有人评论说，这样的儿子，都不如储安平自己养的那只羊。

如果文革中储的儿子不敢和储安平有来往，在那动不动就株连九族、赶尽杀绝的年代还情有可原。现在储望华身在国外，文革也早有定论，还这样讨好中共，真是为了利益不顾廉耻了。历史上有很多非常坏的独裁者，他们的能量很大，给人类制造了极大的灾难。远的如中国的秦始皇、古罗马的尼禄；近的有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史达林、中国的毛泽东等。这些人虽然都很邪恶，但如果没有普通人的支援和配合，他们也不能真正造成危害。历史的表现往往让人痛心疾首，被人们一再称许的正义、道德和良知，在实际中却是最不为人所考虑的因素。看看殷成宗、储望华在墨尔本的表现，又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据说在奏《东方红》时，演出现场掌声雷动。在“雷动”的掌声中，有多少是红朝的受益者，又有多少只是跟着起哄，弄清这个问题可能是很有意义的事，细心的人还能发现灾难离我们有多远。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