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湧
在讀到《我反對——一個人大代表的參政傳奇》這本書之前，我在一個朋友的博客上看到了封面，「我反對」這三個黑紅交加的大字如此醒目，讓人禁不住怦然心動，更讓人血脈賁張。
如果不是二○○七年初發生的「禁書」事件，《我反對》這本書也許將和許許多多的書一樣被淹沒茫茫書海當中。
「禁書令」無疑是力度最大、無遠弗屆的廣告。一夜之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乃至國際輿論都把目光投向了幾本被王朝遴選出來格殺勿論的書籍。
假戲真做的人大代表
說出「我反對」的這個人大代表是早已名聞國內外的姚立法。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八年，在漫長的十多年間，他鍥而不捨，單槍匹馬四次參選人大代表，終於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當選為湖北省潛江市人大代表，其中的艱辛曲折痛苦可想而知。
他創下了好幾個「第一」，如果不算一九八○年在高校舉行的曇花一現的那次區級人大代表競選試驗，他是有據可查的第一個民間獨立候選人，第一個自動向選民述職的人大代表，第一個申請停薪留職做專職代表的人大代表……他在人大會場不斷地重覆發出「我反對」的聲音，一次又一次投出神聖的反對票，和那些一邊倒的支援票形成巨大反差。他在任職的五年間，提出了一八七個建議案，佔當地人大全部建議案的三分之一，平均每星期就要提一個建議案，幾乎觸及當地所有權力部門的問題，包括政府拖欠教師工資、鄉鎮幹部逼死農民、非法拘禁農民、司法判決不公、城管野蠻執法、形象工程勞民傷財、非法撤換民選村長、挪卡社會保障金和災害捐款等。他的建議案都經過實地調查，以事實為依據，有著無可辯駁的說服力。他的存在讓當地權勢者恨得牙癢癢的，無不想去之而後快。由此顯示出一個普通的基層人大代表能量之大。
這五年，他的經歷驚心動魄，也因此感動了中國和世界，成為許多媒體關注的焦點。
中共現存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本來是假的，從代表候選人的產生、選舉過程到開會、通過議案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黑箱作業、嚴格控制的，非官方選擇的獨立候選人幾乎沒多少機會勝出，即使有偶然性，進了那個黑壓壓一片的會場也不會有所作為。
姚立法的出現打破了這一長期板結的格局，他的最大意義就在於他假戲真做，把自己當成真正的人大代表，按照憲法和法律賦予這個角色的權利說話行事。在層出不窮的社會不公和腐敗現象面前，他不斷地說出「我反對」。哪怕知道無效，他也要表達自己作為一個人大代表的真實意願。這一意義是非同小可的，就像在一汪死水中投了一塊微不足道的小石子，注定要漾起波瀾，甚至產生不可估量的示範效應和連鎖反應。
普通人公民意識的覺醒
姚立法的五年任期轉瞬即過，無所不用其極的權勢力量動用一切卑鄙手段，一切見不得陽光的伎倆，乃至明目張膽的違法而不顧，阻止他的連任，他的落選是沒有懸念的。
令權勢者想不到的是，他們成功地將姚立法擋在了新一屆人大會的門外，然而種子已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播下了。這位「姚代表」依然受到老百姓的無比信賴，成為民間社會的精神領袖，哪怕沒有了人大代表的身份，他以公民身份一樣可以服務社會。
就在那一年（二○○三年），在偏處一隅的潛江市，竟然有四十一個普通公民自薦參選人大代表，他們中有農民、退休教師、下崗工人、村幹部，有殘疾人，還有收破爛為生的農民，他們中年齡最大的已年過七十。選舉結果自然在意料之中，他們無一例外地落選。其實，這一點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他們的公民意識的覺醒具有難以想像的巨大意義。在和他們血脈相連的大地上，一旦千千萬萬的普通人同他們一樣確認自己的公民身份，依照本來只是用來欺世的憲法、法律、法規所賦予他們的權利，站直了做人，不怕失敗，不畏強權，那麼，這塊鐵板焊接的土地也遲早會長出誘人的新綠來，在千年的鐵專制上開出美麗的奇葩。現存制度的異質因數當姚立法一個人喊出「我反對」，異質的因數就在現存的制度框架內出現，變化由此開始，即使99%的支援聲浪也吞沒不了他一個人的反對聲。
他給中國做了一次經典性的示範，給今天留下了無數值得深思的線索，給歷史留下了一份有份量、有啟發的案卷。
作為來自民間的獨立候選人，在他之後，在全國各地，農民、工人、教師、業主當中都有人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當選人大代表。在人大會場裏，從北京到各省、市、縣，都已經出現「我反對」的聲音。儘管大大小小的權勢利益集團無時無地不在壓制、打擊、封殺這樣的聲音，儘管現有體制框架對於公民參政的限制如此嚴苛、不可理喻，姚立法他們的實踐本身仍然頑強地證明，歷史的主動權並不完全攥在那些冥頑不訓的權貴手中。
「我反對」間接推動制度變革
如果權勢力量繼續要堵死普通公民自發參選人大代表這條路，終有一天將付出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沉重代價。如果姚立法們利用制度空間所作的全部實踐努力都無效，那麼現存制度也就走到了盡頭，有識、有志、有良心的人們將選擇另外的方式表達「我反對」，這將意味著甚麼，乃是不言而喻的。
畢竟出現在會場內「我反對」的聲音，比廣場上群情激憤的「我們反對」更具有理性、可操作性。
憲政的成功靠的是不斷的累積，個案實例的累積，制度化的演進，積少成多的演進，積少勝為大勝，逐步漸進，它和暴動起義、宮廷政變所標誌的以暴易暴、一夜突變的不一樣處，就在於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可以起步，更多地立足於現實可行性和人的理性能力，不怕體制的局限性，有一點陽光就能燦爛，不問成敗，只問努力，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
從晚清的諮議局、資政院開端，我們本來也有可能邁向真的憲政。從現有的人大制度出發，我們也並非一定不能抵達憲政的彼岸。打破一切、爐灶重起的代價，遠大於對現有制度框架進行改造，嫁接出一個新制度。這一選擇雖然不過癮、不合乎推倒一切的革命宏圖大願，但相比之下代價小、成本輕，是值得嘗試的一條重要路徑。
姚立法，一個普通公民因此而成為過渡時代的一個符號。他來自民間，根在民間，他的政治實踐表明，事在人為，即使在極為有限的參政空間內，一個草根平民依然可以有所作為，他的努力間接在推動著制度的變革。
（轉自《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