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藉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甚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份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日含)、储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