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領袖們，雖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們只是邪靈和黨的代言人與管家。當他們的意志和目的與黨一致並能為黨所用的時候，他們被選擇為領導者。但是當他們不能滿足黨的需要的時候，他們會被無情地打倒。黨的鬥爭機制保證了只有最狡詐、最邪惡、最強悍的份子才能坐穩共產黨教主的席位。中共歷史上十幾個黨領袖都難有好下場，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黨的最高領導其實出路有限，要麼破門出教，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名垂青史；要麼像中共其他總書記那樣被黨吞噬。
群眾，是共產黨奴役和壓迫的對象。在共產黨控制的範圍內，人民群眾沒有拒絕共產黨的權利，卻被強迫接受黨的領導和承擔支持（供養）共產黨的義務。他們還要在黨的鐵血威脅下經常接受邪教式洗腦。共產黨在中國強迫全民信邪教、供養邪教，確是舉世罕見，甚至可以說在全世界獨領風騷。
黨員，是被用來充實共產黨肌體的人群。這部份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會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越是這樣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攏進黨內，利用他們的名譽和能力為黨服務。還有很多人為了當官，為了高人一等，撈取私利而積極加入共產黨，助紂為虐、如魚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為，因為在共產黨統治的天下，除了入黨外沒有個人發展的機會而選擇加入。生活中還有不少人是為了分套房子、甚至爭個「進步」的面子而入黨的。所以中共幾千萬黨員，其中好人壞人都不少。但不管入黨的動機是甚麼、是否自願，只要在共產黨黨旗下宣誓，就意味著自願獻身。從此每週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就是不斷的洗腦過程，以至於相當比例的人變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產黨的邪靈所附體、所主宰。這樣的人在共產黨內的職能，好比是人體的細胞，為肌體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從此「黨性」的緊箍圈加於頭上，再想摘下來就難了，一旦人性顯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肅和迫害。此時即使想退黨，但因為共產黨邪教許進不許出，就會被當作叛徒對待。所以人們常常看到共產黨員身上普遍存在的雙重人格：政治場合的「黨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黨的幹部，是黨員中掌握了權力的一個群體。他們雖然在個別的地點、個別的時間、和個別的事件上能夠表現出個人的善惡或做出個體的決定，但是他們在總體上只能遵照黨的意志辦事，所謂「全黨服從中央」。他們承上啟下，是共產黨的中堅力量，但是他們起的作用只是黨的工具。這些人在歷次運動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擊。這背後的標準則是看你是否跟對了教主，是不是忠心無二。
（二）為甚麼人民不覺悟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五十多年，作惡多端，邪惡無比，但是為甚麼全民對它的邪教本質卻缺乏認識呢？難道中國人笨嗎？不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著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傳統。但中國人卻至今還生活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滿，關鍵的原因在於共產黨邪靈禁錮了人民的思想。
請設想，如果中國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如果共產黨的孰是孰非可以公開討論，我們不難想像，智慧的中國人會早已識破了共產黨的罪惡本質，也早已擺脫了共產黨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統治下的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喪失了言論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識份子中抓右派，為的就是從此鉗制言論、禁錮思想。在這樣一個無自由的社會裏，就連文革時期那些曾誠心鑽研馬列原著的青年人，也多數被以「反黨集團」的罪名鎮壓，更不要說討論共產黨的是非了。
共產黨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國人連想都不曾敢想過。但一旦立論，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不難從自身的經歷和親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論據。
人民除了被禁錮思想自由，還要被灌滿共產黨的說教和黨文化。於是人們只能聽到對黨的歌功頌德，頭腦中除了共產黨的東西之外就貧困的可憐。舉個例子，「六四」鎮壓時，天安門廣場附近一開槍，許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叢後去了。等人們緩過一點神，馬上從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約而同的高唱著《國際歌》，勇敢地走出來。那些中國人誠然勇敢、純真、可敬，但是為甚麼面對共產黨的屠殺，他們還要高唱共產黨的《國際歌》呢？原因也很簡單：黨文化的教育下，可憐的人們被共產黨搞的只知道共產主義。除了《國際歌》和其它為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歌曲，就再也沒歌可唱了。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