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份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 

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确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 

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肌体的人群。这部份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甚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肌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 

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 

（二）为甚么人民不觉悟 

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甚么全民对它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但中国人却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 

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像，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但是不幸的是，中共统治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丧失了言论和思想的自由。1957年在知识份子中抓右派，为的就是从此钳制言论、禁锢思想。在这样一个无自由的社会里，就连文革时期那些曾诚心钻研马列原着的青年人，也多数被以“反党集团”的罪名镇压，更不要说讨论共产党的是非了。 

共产党是邪教，相信很多中国人连想都不曾敢想过。但一旦立论，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不难从自身的经历和亲朋的遭遇中找出充足的论据。 

人民除了被禁锢思想自由，还要被灌满共产党的说教和党文化。于是人们只能听到对党的歌功颂德，头脑中除了共产党的东西之外就贫困的可怜。举个例子，“六四”镇压时，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开枪，许多人一下子本能的躲到灌木丛后去了。等人们缓过一点神，马上从各自躲藏的地方，不约而同的高唱着《国际歌》，勇敢地走出来。那些中国人诚然勇敢、纯真、可敬，但是为甚么面对共产党的屠杀，他们还要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呢？原因也很简单：党文化的教育下，可怜的人们被共产党搞的只知道共产主义。除了《国际歌》和其它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歌曲，就再也没歌可唱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