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的經濟發展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中共一直在誇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中國經濟在世界的地位還不如乾隆年代。清朝乾隆時期，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占全世界的51%；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初年，中國 GDP產值占全世界的27%；民國11年時，GDP仍然達到12%；中共建政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5.7%；而到2003年中國的GDP占全世界還不到4%。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則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中共如今為了執政合法性而搞起了急功近利、以維護黨的集團利益至上的跛足經濟改革，卻讓國家付出了慘痛的代價。2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源搾取性的過度消耗甚至浪費的基礎之上，並往往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中國的GDP數字裡有相當一部份是靠犧牲後代的機會獲得的。2003年中國貢獻世界經濟總量不到4％，對鋼材、水泥等材料的消耗卻佔到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中國每年沙化土地面積從100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2460平方公里。1980年中國人均耕地近2畝，2003減少到 1.43畝，在轟轟烈烈的「圈地」熱潮中最近幾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而圈起來的土地利用率僅佔43%。中國目前的廢水排放總量為439.5億噸，超過環境容量的82％。七大江河水系中不適合人類和牲畜飲用的水占40.9％，而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中國人與自然的矛盾從未像今天這樣突出。這樣的增長，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承受不起（新華社2004年2月29日報導）。沉醉於眼前的高樓大廈的人們，對於越走越近的生態危機也許還茫然無知。可是一旦大自然要報復人類的時候，那對中華民族的打擊將會是災難性的。

對比拋棄了共產主義以後的俄羅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同時進行，在經歷了短暫的痛苦之後，開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1999年至2003年，俄羅斯 GDP累計增長29.9%，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方商界不僅開始議論「俄羅斯經濟現象」，而且開始大舉進入俄國這一新興投資熱土。俄羅斯在世界最具投資吸引力國家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7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8位，首次進入世界最受歡迎的十大投資地之列。

就連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印象中貧窮落後種族衝突不斷的印度，從1991年經濟改革以來，發展明顯加快，經濟每年增長率提高到了7％到8％。印度有比較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健康的金融系統，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沉穩的國民心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一個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國家。

相反，中共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短期的經濟繁榮假象之下，阻礙「制度進化」的自然選擇性。這種不徹底的半吊子改革，讓中國社會愈加畸形化，社會矛盾愈加尖銳，人民今天取得的發展沒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中共特權階層更是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過程中，借用權勢，中飽私囊。

（四）中共對農民的一次次欺詐

中共的天下是靠農民打下來的，老區的百姓更是為中共奉獻了一切。但是，中共奪權後，農民卻受到了嚴重的歧視。

中共建政後制定了極不公正的制度：戶籍制。強行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無端製造出兩級分裂和對立。農民沒有醫療保險，沒有失業救濟，沒有退休，不能貸款。農民是中國最貧苦階級，卻也是賦稅最沉重的階級。農民要交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此外還要交公糧、農業稅、土地稅、特產稅、屠宰稅等等。而各種攤派更是名目繁多。而所有這些稅費，「非農業人口」都不用承付。

在2004年年初溫家寶發佈了「一號文件」，揭示出中國農民、農業、農村面臨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嚴峻時期，多數農民收入出現徘徊甚至減收，越來越窮，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在四川東部的一個林場，上級撥款50萬用於植樹造林。林場領導先吞下20萬給自己，其餘的30萬承包下去，一層一層剋扣，最後所剩無幾的錢分給了真正去造林的當地農民。政府不用擔心農民嫌錢少不去植樹，因為太窮了，再廉價，農民也一定會去幹。「中國製造」的東西之所以如此便宜，也是同樣的道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