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像、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製造恐怖的保證。
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鬆時緊，外鬆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來將國民黨的軍，但在共產黨統治區內的知識分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鬥，最後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黨總是這樣把你置於死地，欣賞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時，親切地出來給你一條好死不如賴活的路，成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後，這位老幹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裏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為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於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洗腦，最後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範。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這種心理學現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運用於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黨是最邪惡的
中共絕大多數總書記都曾經被打成為反黨分子。顯然，這個黨有自己的生命，是一個活的獨立的肌體。不一定是黨的領導人決定黨的方向命運，而是黨決定其領導人的命運。江西蘇區面對國民政府軍隊圍剿，連生存都成問題，卻一點不妨礙黨以打AB團的名義的把自己人夜裏拉出去槍斃，或者用亂石砸死，要節省子彈。在陝北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夾縫裏生存，卻進行了以延安整風為名的內部大清洗，殺人無數。如此大規模的內部反覆大屠殺，卻不影響其擴大勢力最終統治中國大陸，把這種自相殘殺模式從當年的小小蘇維埃擴展到全國。就像一個惡性腫瘤，在瘋長的過程中，核心壞死了，外圍還在不斷向健康的原生的肌體擴散。原來的肌體部分被滲透後，成長出新的腫瘤。不管一個人好壞，一旦進入中共，就成了破壞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認真，破壞性越大。毫無疑問，當這個肌體被徹底毀壞時也就是這個腫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腫瘤卻是一定要這樣的。
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文化人，不喜歡暴力，告誡共產黨人，如果強化國民黨內共產黨的政黨意識，對領導權有濃厚的興趣，必然會導致革命內部的緊張。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寬容之道。他是第一個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人。
另一位領導人瞿秋白認為共產黨應該親自去戰鬥，去廝殺，去組織暴動，去摧毀任何一級可能摧毀的政權，用極度無序的辦法使中國社會恢復秩序。不料，瞿秋白臨死前坦承，我絕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黨的領導人王明奉命於共產國際，主張聯合抗日，而不是擴大共產黨根據地。在黨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不能說服他們的同志，他們苦惱無法將實質一語道破：憑紅軍當時的實力，無力聚殲日軍一個師團，憑一時的衝動把隊伍拉出去拼，中國的歷史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了。在「捨生取義」的傳統文化主導的人文場中，毛澤東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後來被定為先左傾後右傾的機會主義。
胡耀邦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平反，為共產黨賺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趙紫陽為挽救共產黨搞改革，最後也沒有好下場。共產黨的各屆新政又能做什麼呢？真正要改革共產黨，共產黨就會滅亡，共產黨給他們的權力馬上喪失合法性。靠一個機器自己生產出來的力改變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產黨的改革毫無可能成功。
黨的領導人都是壞的，革命怎麼還能進行並且擴大？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難怪共產黨員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就是不能與黨鬥，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待續）◇
